小时候读唐诗我总想到李世民的长安，那个规模宏大、格局齐整划一的长安，幻想到商贾川流不息的东西市煮酒买醉，看公孙大娘挥剑，看胡姬翩然起舞。后来读贾平凹，帝王往东去了，长安变成了西京，留下的小城子，作家说它是废都。我在颓唐的书卷里又想着去贾平凹的西京，在缺月漏梧桐的时候，怀揣一只埙坐到给风雨捂到熟烂了的南城墙，吹《明月几时有》，一点一点把夜吹得透凉。没有想到，在大学的第三年，这些幼稚可笑的意愿忽然实现了。不过去的不是李世民的长安，也不是贾平凹的废都，是三千万秦汉的西安。

      中国的火车总是喜欢晚点，我们到达西安时，已经是傍晚四点多了。汽车往南城墙畔的宾馆行驶时，天稀稀疏疏落着雨点，我看到沿路护城河边上的古城墙，巍然而立，河边没有萧索的蒿草，是以水为眼玉石项链般环绕的公园，城砖微微润湿的青灰色调子让我一下子怅然若失地意识到，我已经溯回时间上游，掉进了历史的圈套之中。
       据记载，这里的城墙始于隋，文帝诏左仆射高颍，将作大匠刘龙等，于汉古城东南二十一里龙首山川原创造新都，名曰大兴城。隋后，唐沿袭其格局和规模，修建后世所称颂的长安城。据可征文献，隋、唐的长安是座规划良好的城市，在当时的城市人口就达到100万左右。城内分成三个区域：宫殿、官署以及民居。又置东、西两市，分布在不同的街道上。在当时，市场和街道是被严格监管的。商品价格受到控制，而街道也有规定的百步、六十步、四十七步等标准宽度。外城由109个坊构成，有极其严谨的中轴线（朱雀大道），将全城以横、直街道分为棋盘形，使市容齐整划一。
      这样的城市传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00年，而且几乎延续到近代。美国城市规划师凯文·林奇分析这座城市时，认为它的规划像是仪典式的军事要塞。在这里，所有城门在日落时便闻鼓关闭，在日出时再闻鼓开门。只有军人在夜晚的大街上巡逻。凯文·林奇说：“焦虑与罪恶伴随着城市的兴建。兴建者要去安抚和控制土地神。”因而仪典和空间配合在一起。城市被设计成规则的，坐北朝南的正方形，强调围合、城门、序列、有意义的方向，以及左右对称。以创造与维持宗教和政治为明确的目标，古人表达了天人合一的和谐感。
      在历史上，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，在军事和经济上的赫赫功绩让它的后来者都难望其项背。它以天国上朝的姿态出现，实行着浩然大气的外交政策，东西各地的人物，慕名而鱼贯入来。唐建制290多年，鼎盛时期不过三分之一，然而，这里却产生了人类历史上最璀璨的文明之一。现在遗留的西安古城墙，骨子里头依然是它的记录。 
      原来的唐长安城，由于唐朝末年战乱频繁，遭受了很大的破坏。唐末天佑元年（公元904年），驻防长安的佑国军节度使韩建，因原来城大不易防守，于是对长安城进行了一次改筑。改筑时放弃了长安的外郭城和宫城，只把皇城加以改修，封闭了皇城的朱雀、安福、延喜三门，北开玄武门，以便防守，但对城垣并未扩大或改修。 
      以后历经五代的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到宋、元两代，城的名称和建制虽屡有变换，但城垣规模却无改变。元代时西安称为奉元城，是西北的一个重镇。明洪武二年（公元1369年）三月，大将军徐达率军从山西渡河入陕，元守将遁逃，徐达占领奉元城。不久，明朝廷改奉元路为西安府，这就是西安得名的开始。
       公元1370年，朱元璋在隋唐皇城的遗址上修建西安城墙，时历经八年而成。修好的西安城墙，东墙长2590米，西墙长2631.2在米，南墙长3441.1米，北墙长3241米，周长13.75公里，形制是一个长方形，墙高12米，顶宽12-14米，底宽15-18米。城墙四角各有角墙一座，城墙外有城壕。城门有四：东曰长乐，西曰安定，南曰永宁，北曰安远。每门城楼三重闸楼、箭楼、正楼。正楼高32米，长40余米，为歇山顶式，四角翘起，三层重檐，底层有回廊环绕，古色古香，巍峨壮观。
      城墙，是人们为防御外来侵袭而修筑的防卫设施。它是刚性的、倔强的、给人以力量感，但西安古城墙同时也是柔和的、秀气的、能触摸到的安静。就像巾帼，也总长出几分妩媚。究其原因，可能是因为城楼二层三重檐的屋面曲线，中国古建筑的优美翘起弧度的性格，在稍微有雨的时候变得目光如水，生几缕弹指即破的哀愁。这让我想起大理的城墙，它的规模要比西安城墙小得多，云南如丝如织的春光里，城脚边上的几笔似浓非浓的绿，让大理的城墙是更加彻底的俊秀。像被春光惊醒，从窗外探头出去张望的深闺女子。
      后几天，“规整”两个字在我脑海里不断成型。从地图上看，西安以旧城为城市中心区，一南一北两条主轴线贯穿其中，街道不断地把城市分割成长方形街区并向各个方向蔓延。最外的环城高速公路似乎是城市的边界。然而南部的长安区依旧有主城的信息渗透过来。用图底法观察，郊外的长安区显得单调乏味而主城区丰富多彩。并且前者的道路系统开始漫不经心，呈现有点凌乱的状态。我在想：城市的突变性发展，会不会使长安区某些地段的功能突然变化，形成了“模糊地带”呢？
      我们逗留的西安胜利宾馆在旧城外，穿过马路便是南城墙的和平门，很近。道旁种了高大梧桐，雨时，点滴清凉；晴时，日影暖煦。住在二楼，对面是个楼台，停了几辆锈黄的旧式单车。晚上去华润万家买零食。街上车水马龙。车灯急促地打过来，倏忽又滑了过去。公共汽车比广州的要顺畅。斑马线上没有红绿灯，我们走得惊心动魄。
      第二天清早到门口等旅行社的车。街上已经满是车流，十字路口有两个交警在指挥交通，各个斑马线上的协管人员在挥着红旗子吆喝秩序。这种场面，我在武汉和广州也没见到过，觉得新奇有趣，时间被红灯堵在了七八十年代。但仍然有车辆没命地冲过。拐弯的车同样没有减速，唰就转去了。在中国，井然有序的街道在公元前1500年就开始设计，但我不知道井然有序的交通能不能在1500年后实现呢？相比西安，广东的许多城市已经使用猫眼进行交通协防，但是依然有许多人聪明地钻到空子。科技只能提高人的生活质量，并不能提高人的道德素养。人们从红灯那抢来的一丁点时间做了什么呢？
      思绪落在马路上，被车呼呼地碾过，机器轰鸣声中迷迷糊糊就到了西安历史博物馆。恰逢中央殿堂修葺，大片的玻璃门前落了许多尘土。导游说许多国宝级展品都没有展出。不过门口边依然人头攒动，各种旅游团早早地来到此地，争取第一个进去。也有许多白发萧索的鬼佬，蓝的绿的眼睛深陷，腆着偌大的啤酒肚子，小声说话，偶尔四目相顾浅浅地笑。喧哗的总是自己人，站在人堆里感觉怪异。
       好不容易进了博物馆，藏品内容的丰富，令我特别惊奇，每走一步都能看到一件罕见于世的珍宝（金石、唐三彩、绘画以及著名的秦铜车马的俑等）。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为陕西古代史陈列，它以历史进程为线索，选取各时代的典型文物进行组合陈列，配以馆舍布局采用“轴线对称，主从有序；中央殿堂，四隅崇楼”的仿唐建筑群体，序列地揭示陕西地区古代社会文明发展状况。走在参差错落的连廊庭院里，黑暗扑面而来，从灯光弥漫的玻璃展览柜里闻着历史荡涤过的味道，忽然像是迷失了在远古的塬，人的声音和存在变得渺小，而另一种听不见的呐喊却从内心汹涌而来，震耳欲聋。
      我为了躲避那些旅游团，煞费功夫，跳跃式地把他们甩在后面，不过当我对着一个三脚的铜酒器发呆，想着古人举杯邀明月的情怀，他们便又走到了我的前面。终于匆匆忙忙、走马观花地看到了大多数的展品，在对古长安文化无比赞美的心情下，又一次体会到了“规整”二字。
出了博物馆，在门口拍照留念。天灰蒙蒙的，光线被风吹得很薄，站到马路边看城市的汽车。高大的梧桐树掩藏着城市的天际线，树干之间看见街边五颜六色但并不显目的广告牌，房屋的墙多是灰和赭，沉朴安静。
       马路旁边绿化带隔着的是自行车道和人行道，开始并不怎么留意。因为在大学城里见得多，习以为常了。而且这种做法也不怎么好用，常常有自行车不受规矩地拐上人行道，把行人逼得无路可走。后来经老师提醒，方才茅舍顿开，觉得西安能难可贵之余又暗自惭愧自己见识当真单薄可笑。在寸土必争的中国大城市里，还能舒服地让出一片空间给自行车飞舞，不仅在广州和武汉都没有见过，甚至连一些中小城市里也找不到。至于好不好用，老师的看法是改变标高，像她去过的荷兰。这个做法再简单不过，而且又的确能收到良好的效果。可是为什么西安和广州都做不了呢？我觉得并不是中国的建筑设计者想不到，而可能是从图纸到付诸实践的时间太短了，而工作又过于巨大，许多细节都来不及兼顾或者是有心无力。在到处是建筑工地的中国，变化总是有理有据地突如其来。
      下午在大雁塔北广场拍了一张喜欢的照片。
      大雁塔原名慈恩寺塔，位于慈恩寺内。慈恩寺始建于隋代，初名无漏寺，慈恩寺是公元648年，太子李治为纪念亡母文德皇后以报答养育之恩而扩建，故名“慈恩寺”。当时，共有十三处院落，房屋达一千九百八十七间，并请赴印度取经回国的高僧玄奘主持寺务，著名画家阎立本、尉迟乙僧、吴道子、伊琳都在此绘制过壁画。寺院建成后不久，当时的名僧玄奘由弘福寺迁往此处翻译佛经，历时十九年，译经74部，并在此寺创立了佛教慈恩宗，当时寺院名声远扬，香客云集，盛极一时，大雁塔建于公元652年，唐高宗李治为安置玄奘由印度带回的经籍而专门建造。寺院在唐末遭遇兵火，殿宇全部烧毁，只有此塔保存了下来。
      大雁塔是四方形的多层砖塔，像古代的木塔那样一层一层垒上去。砖塔的表面隐隐约约有木建筑柱梁、斗拱的痕迹，不过由于砖头的材料本身和用砖技术的限制，斗拱和檐椽部分是大大简化了。对此梁思成先生认为，在佛塔由诞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中，四方形的多层木塔已经被信徒在概念上接受为佛塔的标准形式，把木塔的性格表现在砖塔上，这是必须的。砖塔檐口平直，屋角也不起翘，远没有木塔轻灵精巧，暗黄的墙经了风雨，只是敦厚、古朴，高高站立时体量感突出而气势异样恢弘。
      天色渐渐隐于彤云，间或有雨水。口袋里的20块不够登塔以望长安，我们只好在广场上漫步。沿路有一排木结构的小杂货摊，可以买到许多小物品，埙、玉石、挂饰、兵马俑纪念品、桃木剑、剪纸等。再过去是雁塔西苑，高低错落的仿唐宫殿建筑群，巨大的斗拱，白的墙，朱红的格子窗，走近过去，玻璃映着灰色的影。不知是否过于敏感，闻着了丁点日本建筑的味道，心里萧索。唐朝的宫殿到今天已荡然无存了，而佛寺组群，也是没有一个完整的。现存的相当数量的唐塔，近年来国人才慢慢学会保护，而对于塔的研究，其深度几乎可以用几页纸写完。相比在日本，飞鸟、宁乐、平安等时代的寺塔，不但保存情况良好，而且日本学者对它们所做的研究工作也充足。这使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，于是匆匆地回到了车里。一段漫长的时间里，我们被打败了。后来我们又站了起来，只是还低着头，似乎觉得自己可鄙，遗弃了优美的建筑。
      在离开的间隙，经过不高明的讨价还价，我买了一只埙，但不会吹。和着梦想，可以寄给远方的朋友。
      以后的两天多时是在路上，紧凑的脚步，走马观花看了西安许多著名的景点。随着人流闹哄哄地围观，向前或向后，没有暂且停下来思索的余地。镁光灯闪得眼睛开始审美疲劳。我从这些地方找不到关于城市的信息，或者信息量很少，微乎其微。我只能用晚上的空隙去阅读这座城市。先是在宾馆右边的和平门进城，见到的是灯红酒绿的KTV，向街成排或新或旧的楼房，不是印象中的院落，五颜六色的广告牌挂在门口边上，夜里表情怪异。有点像广州的街道，商业气息很浓。不知道梧桐还是槐，树叶沙沙颤动一下，不过呼啸的车立马就把它吞没了。我们走了几条街，到达旧城的中心。这就是著名的钟楼，见到了典型的在夯土台上建立的柱列式建筑。我在脑袋里不停搜索来时阅读过的资料，但是我一点也回忆不起来。璀璨的灯火让它在黑夜里愈发地凸现。楼上人影绰绰，似乎有人付钱去撞钟。远远看着它的雕栏画栋，忽然丧失了对钟楼的神秘感和好奇心。钟楼以西不远的地方便是鼓楼。再过去是城隍庙。道路在这里并不宽敞，交通繁忙却也没有出现长久的滞塞。连接着钟鼓楼的广场占据着巨大的空间。这在赢利的广州似乎无法可想。广场上到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。有许多老人向游客兜售着报纸、地图和纪念品。不时有几个高大的鬼佬从人群中走落。像中国的其他城市，也有青年情侣在坐凳上忘乎所以地亲热。从鼓楼进去便是回民一条街，街道狭窄、破旧。商摊在街区内、街道边、街道上自由地摆设，各地小吃琳琅满目，人流车流混杂一起。沿街是明清时期的建筑，一般是两三层高，有许多精致的雕花窗饰。往里再走就有一座牌坊，灯火开始在这儿阑珊，看来是尽头了。另一条路横出来切断了街道的延续。
      留给我的初步印象，这里的服务员对顾客没有耐性。女人们穿着唐装或旗袍，仰着脸，对人爱理不理。而男人们似乎懒散。贾平凹说“他们少以言辞，多以行动；喜欢沉默，善于思考；崇拜的是智慧，鄙夷的是油滑；有整体雄浑，无琐碎甜腻”，大概就是这回事。盛唐沉没了漫长的世纪，然而中原人仍旧把他们的骄傲装在口袋里。我们在一间小店吃烧烤，喝酸梅汤。价钱还算便宜，不过没有武汉大学门口的那些小店美味。有一两个天真丰满的白种女孩，饶有兴趣地对着人群和食物不停拍照。
       我们看了旅游网上介绍的东大街、西大街、小寨，在许多处看到有人随地吐口水，心里稍稍失望。带着疲乏的身体拦截了出租车回到宾馆。不过四辆车却有四个价格。
      旅途一段一段，后来去了韩城，倾斜在半山漫天尘土的小城镇。在梁山拾级而上的峭壁上，看见黄河，一条浩浩渺渺的黄水。心里瞬间有异样的感觉，波及指尖发梢，但说不出来。在党家村看古旧的院子，阴冷幽暗的上房，朱色格子窗，晦涩的霉和灰尘爬在木头缝里，阳光流连在一旁的白墙上，而另一旁，时段融化成水浸润在阴影深处。木头柱子挂着年轻的衣裳，斑驳的身段似乎有说不尽的心事。天井上一格一格青苔成长的痕迹，一盘碧绿的小松，也有金鱼，一黑一红，悠哉游哉，我怀疑它们身上是否带着明清的篆刻。 
      我对中国古建筑的感情忽然变得暧昧不明了，我总以为它的调子、尺度和布局体现了一种“硬性极权主义”，我总以为房子应该像路易斯·康所说“你建造房子是为了拥有阳光”，但我又分明在青苔淋湿的天井里惆怅地想起一段清凉的童年。
       回到西安，由原来的安排在市规划局进行交流。这种机会当然很难得，因此我不得不为自己对城市规划的浅陋认知深感内疚。一边看一边随手做些凌乱的笔记，有好多问题从疲倦的脑子里蹦出来，热辣辣地吓人。我时而想到北京，时而想到广州，时而想到更加遥远的巴黎。我总觉得西安跟这些城市在极大的区别中存在微妙的共性。为此，在模型展览室我请教了局里的一些工作人员。年轻的毕业生对我的发问稍微错愕，也由于时间关系，她只是比较着西安和北京，大略地勾勒一下两个城市的概念：北京的尺度太大，有距离感。文物保护力度不够，阶级斗争拆了玉石坠子般的城墙，商品经济拆了大片的四合院。而西安尺度刚好，宜于居住。在文物保护方面比北京做得好。显然我要的答案并不止这些。在车上我断断续续地想到：西安比北京多了城墙，但旧城里面的建筑风格并不统一，古城风采在表皮浅尝辄止；北京比西安多了故宫，但没有城墙和四合院的簇拥围护，去掉母体，这个巨大的标志物在钢筋水泥的森林里显得缺乏生命力。西安比广州多的是沉静雄浑的人文和历史，而广州比西安多的是活跃多姿的商业气息。至于巴黎，张钦南先生说它宰相肚里能撑船，我觉得西安也能如此。只是，巴黎艺术、时尚的魅力，西安许久都拼贴不出来。
      总的来说，整个西安给我的印象仍然是“规整”二字。但从一些文字片段的记忆中亦可以窥见商品经济势潮冲荡下的暗涌：“到过西安和没有到过西安的人都知道，西安是座著名古城，它方形的城区被四面的城墙围着，很有点底蕴，很有些能让人细品的地方。可如今人们若再到西安，就不难发现这座古城现在只有城墙那么个外壳了，其余便是它的现代和后现代景象，与印象中的古城已是格格不入、甚至还有那么点不伦不类。这是流变，还是突变，抑或完全是现代人的疯癫？”对此，专家提出西安古城的复兴规划，根据老城的历史文化内涵，以及经济、社会形态，结合商业、科技、旅游，保护及恢复传统街区，进行城市改造，还原西安历史古都风貌。这种做法对促进旅游或有好处，但我不知道硬性地追溯历史是否可以夺回古都风貌，仿唐的屋子让我悲哀，复古并不是一个城市的出路。
      城市建筑形象应当是一幅多样的拼贴画，每个时代都不应该突然死亡